《西方道教研究史》是索安士女士（AnnaK．Seidel）的长文“ChronicleofTaoistStudiesintheWest（1950－1990） （刊于Cahiersd’Extreme－Asie，vol．5，90／91）的中译本。这篇文章对50年代以来西方的道教研究作了系统介绍，显示了90年代以前西方道教研究的学术思路，至今仍为这一问题最具权威性的论著，将之译成中文对于国内道教研究界来说应是一件功德无量的大好事。但是读过之后，不禁大失所望，这个中译本的翻译实在不敢恭维，以下仅就中译本特色之一译名极度混乱略谈几点看法。
中译本译名的混乱主要表现有三：
一是旧名新译。作者似乎是有意在和读者捉迷藏，尽量不用汉学界和道教研究者们熟知的译名，如沙畹（EdouardChavannes）、伯希和（PaulPelliot）、戴密微（PaulDemieville）、司马虚（MicelStrickmann）、贺碧来（IsabelleRobinet）等都改头换面，以夏旺内（65页）、皮略特（29页）、德米维尔（39页）、斯特里克曼·米歇尔、奥比奈的新名出现在书中，史华慈（BenjiaminI．Schwartz）、苏远鸣（MichelSoymie）、苏海涵（MichelSaso）原是他们本人取的汉名，虽然事先可能未同国人商量，但目前已为学术界接受认可，《研究史》的译者却改译成施沃茨、索伊密、萨梭·迈克尔。
二是一名多译。书中涉及的西方道教研究人员共二百多位，中译本出现的译名却至少有四百多个，一人专名基本可视为特殊待遇（日本学者除外，因为原著已经有其中文名，是不能随“译”的）。西方学者撰写研究综述时一般是正文夹注，最后附录一个与之对应的参考文献目录，以便读者查对正文中介绍的观点的出处或进一步研读原文。索女士大作最后是一份收录了560多种参考论著的目录，实际将近百年西方道教研究的主要成果都搜罗其中了，应可作为研究道教的“门径”来利用。可是中译本正文夹注的人名一般是很难和后面附录完全一致的，泽吉尔即目录中的许理和（EricZurcher），薛爱华（EdwardHSchafer）在目录中译成谢弗·爱德华·H，亦即书中各章的施卡弗，韩书瑞（SusanNaquin）即纳奎因，戴遂良（LeonWieger）即莱昂·韦杰，龙彼得（LoonPietvander）即范德隆，谢和耐（JacquesGernet）即杰耐特，吉德伟（DavidKeightley）即凯特莱……你能想得到吗？第二章（中译本第7－11页）夹注提到的西方学者共28人，与目录中的译名不同的居然有16人，占57％。有趣的是，连作者索安士也有两种译法，一是封面和各章中的塞德尔，目录中却是石秀娜。我有幸在去年读过原文，仍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将夹注中的译名和目录中的人名对上号的。被译者慷慨地赐给两个以上译名的也不乏其人，索安士的老师、著名的汉学家MaximeKaltenmark在序言和导言中还是大家熟悉的康德谟，第二章开始便变成了卡顿马克，偶尔还以凯顿马克的身份出现（107），巴尔德丽安·侯赛因与鲍群（21）、鲍群·赫森（63，64）、鲍群—赫辛（88）其实是BaldrianHusseinFarzeen一人的四个译名（或“化名”？）。最妙的是JeanFrancoisBilleter，在同一页的同一段落中，先是译成比勒特，数行后即摇身一变，成了毕来德（90页），变化之快真是匪夷所思。
三是部分华人学者汉名及论著名的乱译，如吴其昱、巫鸿、刘枝万译成了吴企瑜、吴虹、柳枝万，黄兆汉则不可思议地译成了翁修侯，此翁曾任职于香港大学，大陆同行似乎对他并不陌生。索安士女士文后附的参考论著目录译者都译成了汉语，但未附原文（可能是限于篇幅），单篇论文出处也付诸阙如。索安士女士的原意或是让读者按图索骥查找或研读原文，而我们的译者译出的干巴巴的一长串无出处的文名书名，意义何在，实在不得而知。而且，这些论著名的翻译准确性也成问题，如ValerieHansen的ChangingGodsinMedievalChina：1127－1276，中译本名为《变迁之神：南宋时期的民间信仰》（浙江人民出版社，1999年），书中则译作《中世纪中国的变化神》；MarcKalinowski的Latrans?missionduDispositifdesNeufPalaissouslesSix－Dynasties，《法国汉学》第二辑（清华大学出版社，1997年）已将其译成中文，名为《六朝时期九宫图的流传》，书中译作《六朝时期九宫分布遗留》，不知所云。
与译名混乱相关的是译者对一些常识的不知，随举二例：第六章中多次出现“道教仪注”一词（80页、93页），rite或ritual在其它时候能否译成仪注我不敢妄论，但据我读道藏的经验，这里的“仪注”恐怕是“科仪”“斋仪”或“仪范”之类词的误译，因为，仪注习惯上指天文仪法或王朝的礼仪制度及其著作，道经中“仪注”一词是很少见的；在介绍西方对道教内丹的研究时索安士提到卫礼贤（RichardWilhelm，书中先后译作理查德·威尔赫姆和卫礼贤）译注《太乙金华宗旨》及为之作序的C．G．Jung，不清楚译者是不知其为何许人，还是以为无关紧要，随手译了C·G·龚了事，中译本的读者恐怕想不到，这位龚先生即著名的分析心理学派的创始人荣格是也（65页）。
其实，上面列举的几点问题只要译者稍微注意一下均可避免，一本十二万多字的小书，作为译者、编辑，通读一遍也非难事。然而，书竟然就这样出版发行了。说到这，我不禁想到索安士女士在序言中说的一句话，她说她首先要将这部著作“献给中国的道教研究同行们，希望藉此推动他们对自己宗教遗产的研究，并以此作为（中西道教研究）对话、合作的基础”。（原著225页，译文摘自本人读书笔记，中译本“同行”译成“同事”，显属误译。）面对这样的热心的西方学者和我们的译者，我还能说什么呢？
（《西方道教研究史》，安娜·塞德尔著，蒋见元、刘凌译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0年9月。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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